无言谁会笔墨意

南齐谢喆“六法”中，以“气韵生动”为品评中国绘画的首要标准，南朝以来自唐、五代至宋元及明清迄今，依然为人们首肯。何也？中国绘画无论写意工笔、造境写境，或“以我观物，物皆着我色彩”，或“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皆离不开“物”——自然也。而自然本身，天地山川草木花树，是活泼泼的，具有精神灵气的，中国绘画旨在彰显出自然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从而表达一种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
“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无论荆关李范、刘李马夏，还是董巨、二米、赵高、元四家及董、陈、“四王”吴恽，前者独擅表现北方“峰峦高耸、骨体坚凝”的自然景物，笔墨方刚奇峭，强在骨力而呈庄重雄强之美；而后者则肆力于表现“山势平缓，烟水缥缈”的江南风光，笔墨圆浑柔韧，具苍茫平茂清润意趣之美。中国绘画，尤其是传统写意画，通过笔的力度、墨的韵致之移情，将画家主体所追求的意趣和境界、简约与高古的艺术追求变为可能，笔墨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以书入画，画含书趣，书画相融。中国绘画根植于书法艺术，其书法性更集中地体现于以元人为代表旌扬文人画思潮主流的南画——“只一写字尽之”。“写”，披露出南画山水艺术审美特征与技法表现特色的个中端倪。赵文敏之《水村图》，黄子久之《富春山居图》，王叔明之《夏日山居图》，倪云林之《渔庄秋霁图》，吴仲圭之《洞庭渔隐图》，董华亭之《青卞山图》，至清初“四王吴恽”“四僧”，近代之吴齐黄潘诸家，皆以书法入画，以书写为象的写意性隐晦地表现自我心志，画面所呈现的“不再是自然的美、自然的和谐和自然的壮丽”，“山水、树石、花草等旧的母题”都被他们用来作了“寄托感情的载体”，强调山水诸物的象征意义和心理作用，于是“绘画与书法更接近在原则上成为一体”。书意化的线性概括物象方式，为中国绘画美学内涵增添了新的意象。
“工画者多善书”。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线性艺术，为中国绘画提供了技巧与美学的原理，书法是画法的重要基础和元素，书法用笔乃绘画用笔的基础与基石。古代君子讲究“君子不器”，讲究“通才”。古往今来全能型大书画家莫不工诗擅文，以诗文涵养绘画的精神气韵，以书法笔墨提升绘画笔墨。诗文书法与绘画既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技”，又是他们的“道”，皆是人生之境界气象的映照。今人之绘画创作有窘困于笔墨语言贫乏者，画大画只是尺寸的放大，单调的绘画笔墨的简单重复，究其原因在此矣。
“笔墨当随时代”，并非否定笔墨传统，对清湘老人此语当认真审视以窥真诠，不可管中窥豹以偏概全。“师古人、师造化、师心源”，概莫能外。“笔墨当随时代”，笔墨应当随着画家对生活新的感受与表现同步发展，“借古”而“开今”，极古极今，道通为一，真谛是否在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