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的地域性研究——比较阿万提与刘大为的人物画风格成因

      在中国画史的研究过程之中，对于中国画的地域性研究一直经久不衰。关于地域性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 不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形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在中国人物画创作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发展轨迹，同一时代又有地域性的区别。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着画家及其人物画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中国人物画地域风格的形成与画家个人的气质，厚实的生活积淀以及一定的地域环境有关，是画家在积累真实生活感悟的基础上寻找到的新艺术表现形式。以中国人物画为例，以表现新疆幽默情调而闻名的阿万提新疆人物画，体现的是画家对率意的绘画模式的自觉思考，而这种思考的地域基础是被誉为“歌舞之乡”的新疆。从内蒙古大草原走出来的刘大为因反映北方少数民族生活风情而著称于世。阿万提和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所具有的地域性因其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所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在当下风格趋同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中凸显出其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
      地域风格的确立是立足在艺术发展的高度对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发现，交错融合了地理气候条件的滋养等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取向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地域特征对身居其中的画家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画家首先要关注自己所生活所熟悉的那一片地域文化，深入挖掘地域性的文化资源，在创作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形成深刻的地域艺术风格。一方面，画家会将艺术之根扎在生活之处；另一方面，画家会从自己的情感出发，把很多个人因素纳入其艺术创作之中，寻找与当地人文不一样的艺术素材和表现风格，使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重塑那片地域的民族气质。阿万提率真的个性以及30年新疆生活的独特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阿万提的新疆人物画多讲情趣，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境界及其对艺术倾心的追求和深层的体味观照，他的人物画表现的新疆歌舞不仅仅是一种视觉或情感的满足，他用率性的艺术语言，表现了一种活泼乐观的民族幽默情怀，笔墨色彩之间所传递的是令人振奋的热烈奔放的情绪以及发自内心的乐观向上的生命活力。同是表现北方少数民族的刘大为，他没有表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苍凉与荒寒，而是打破这种地域的空间性，关注了地域文化的多个侧面，发掘了蕴藏在那个粗犷民族中的一种淳朴的诗意，使其地域内涵冲破了空间上的界定。刘大为的人物画不是用浓艳华丽的色彩去夸张蒙古族人物的肤色与服饰，而是以淡彩减弱其肤色与服饰的厚重感，并以清谈的墨色表现牧马、猎犬和荒漠，揭示出人与猎犬、牧马和骆驼的亲情关系，呈现出人畜与草原、沙漠的和谐统一。通过作品中的草原或沙漠中的人物传递出的质朴情感，体现恬淡又醇厚的风土人情、漂泊而又宁谧的游牧生活，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的乡土意韵与纯朴质感重塑了一个游牧民族诗情的审美形象。刘大为和阿万提都在自己的人物画中借鉴了壁画的色彩，刘大为以散文般的手法与笔墨营造出一种散漫无羁的美学意蕴，以欢快纯净的色和墨充分交融，流畅跳跃的线穿梭其中交织成旋律。阿万提的新疆人物画气势夺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表现在色彩方面。中国画传统对色彩的认识、研究与运用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断继承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色彩运用的方法各具风貌，然而，曾几何时，“水墨为上”的观念一度盛行，重墨轻彩导致中国画的暗淡。吴昌硕、任伯年等画家对色彩的运用，让色彩在花鸟画领域大放异彩。吴昌硕敢于运用对比强烈的色彩，提升了色彩在画面中的地位，其作品的魅力和影响感召着后来者。阿万提在新疆人物画色彩上的运用与吴昌硕是一脉相承的。色彩瑰丽的新疆，善饮酒，能歌舞的游牧民族，有豪气干云的气魄，热烈的色彩更能凸显这个民族的独特气质。“以素为贵”显然无法表现新疆少数民族色彩上的特征，也无法满足现代人对色彩多元化的审美需求。阿万提对借鉴壁画和民间艺术的造型与色彩来加强人物画的表现力有着自己的思考。阿万提敢用色也善用色，不论洋红，朱砂还是石绿藤黄全都用得的得心应手，使画面显得鲜活明丽，他对色彩的运用充满了层次与变化，达到了“艳而不俗、浓而不媚，厚而不腻”境界，表现出极富新疆情调的画境构成。在笔墨上，阿万提走的是与传统不即不离的道路，承接古人最精华的东西，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表现为一种洒脱、浪漫与豪放的审美意识；在形式上，他另辟蹊径，他以对变形的控制有度和画面布局的丰富性破解了强调变形容易显得幼稚或缺乏造型能力的危险。在传统的中国画中，很少通过漫画手法的变形夸张来表现舞蹈，正因为没有图示可循才能自创一片天地，使新疆人物画的变形独具趣味与魅力。满构图容易陷入杂乱无章的技术性黑洞，但阿万提却做到了满而不乱，繁中有简，铸就了新疆人物画文化观念中的幽默精神。刘大为和阿万提的人物画虽各具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人物群像表现出有如小说或戏剧的整体关系，形成一个有内在张力的场景。人物画难，人物群像更难，只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的人物画才不致成为孤立的人像拼凑，这种艺术境界除了需要深厚的传统功力，还要有对人文精神的关注，敏锐的观察力，卓越的领悟力以及长期的苦练。
      阿万提和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折射出一个道理：越是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作品，其艺术的感染力就越强。这种艺术感染力往往来自对特定人文精神的关注，表现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当时特定的地域人群气质特征。阿万提和刘大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民族审美趣味和文化传统的积淀深深扎根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这种民族情感。纵览中国历代人物画的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画家是时代生活的直接参与者，人物画作品是反映地域生活的风向标，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立传，为人们传递解读各种地域文化的信息。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繁荣了人物画园地，填补民族人物画的某些空白。阿万提和刘大为的人物画各具地域风貌，这是毫无疑议的，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地域风格不同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评判中国画水平高低的尺度并非画面上的“同”与“不同”。两位画家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一方面是因为其作品富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另一方面是作品带有强烈地域文化色彩，这种不同地域的丰富资源，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画的精神诉求、文化逻辑、语言方式等，给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带来新的可能，还有一点是他们在坚持传统中国画的本体艺术语言与重塑地域性民族审美特征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从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的一种途径和模式，有益于当代中国人物画在学术上和创作上走向多样发展。

                                                浙江传媒学院   潘少梅